• 楷书的演变与发展
  • 作者:来源:齐鲁晚报-壹点书法 发表时间:2017-01-09 16:21:17
  • 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,唐朝的鼎盛期和清朝的复兴期,是楷书艺术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,对这三个时期的楷书进行分析,评价和比较,将有助于加深理解和概括地把握楷书的艺态及其流变,并对创造楷书的未来不无积极意义。

    魏晋南北朝(除西晋外)的大部分时期,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之中,朝代更替频繁令人惊奇的是,初生的楷书此时非但没有因社会的动荡停滞不前,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,其内因,是汉字及其书写艺术,有着不尽受制于外界的自身发展规律。在秦汉400多年中,汉字先后经历了篆,隶两大书体的演变,并在正体之外出现了草体,这就为楷书的产生,发展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其外因,是乱世的灾难和血污,动摇了一切固有的权威,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,西汉经学对人的统治崩溃了,人的知我意识觉醒了。出于对现实的厌恶,人们变外向的努力进取为内向的自我完善,以心灵之善,艺术之美来抵制或超脱社会之恶,现实之丑。在这种执着的追求中,书法艺术空前地昌盛了。此外,书写工具的改进,崇尚书法的风气和以书法取土等也无不有利于楷书的繁荣。

    楷书在这个时期努力地摆脱隶书的羁绊,取得了长足的地步,但又不可避免地留有较多的隶书痕迹,从而表现出兼具隶书简朴厚重与楷书轻便灵动之美。

    鈡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三位大师,更以他们的超前意识和杰出才能,为楷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树立了美的典范。尤其是号为“新体”的二王作品,充分表现出一种平和自然,清丽婉约,含蓄典雅之美。

    这种美的境界之产生,同当初的时代特点是分不开的,正如鲁迅先生所说;“到东晋,风气变了。社会思想平静得多,各处都加入了佛教思想。再至晋末,乱世看惯了,篡也看惯了,文章便平和”。这“平和”也表现了“韵”便是“平和”深层的内涵和结晶,它不只是书坐显现于外的形式美,也是凝结于内的书法的品性和气质,需要指出的是,鈡、王获“绝顶”之誉,不全在字好,而有着其他的原因,如中国人喜好怀古和崇拜权威,鈡、王去今甚远并有作品传世书法大家,世代相传的美妙佳话将他们理想化了,加上许多帝王和书法权威对他们推崇备至和极尽赞美,更为他们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,鈡、王传世的作品无一原作,均系后人摹刻之物,这就存在着作品面貌被美化的可能。

    南朝禁碑,故碑版很少,北朝仍沿袭东汉以来树碑立传的风气,所以碑刻丰富无比,而已出现于公元500年前后的大量北魏,与当时民族的大融合和佛教造像的盛行,也有着密切的关系,同其他艺术一样,楷书也在汉族传统的特点中揉进了少数民族(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),骠悍朴实的秉性,呈现出粗犷雄强,拙朴浑厚,富有自然天趣的特有风格,因魏碑楷书尚处在未最终定型的过渡阶段,故点画结体较自由,变化大,多姿多态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毫无逊色于汉唐碑版。

    然而,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人们对魏碑反应很冷淡,究其原因,首先是受了排外的“正统”思想的束缚,认为只有鈡豀、王羲之、智永和虞世南这一路才是书法的正统,而对异族书法或含有异族特点的书法不屑一顾,其次是魏碑出锋露角,胫骨开张,带有放荡不羁的山野气息,为崇尚冲淡、含蓄和谐、典雅的传统审美心理所不容。

    唐代是历史上最重视书学的一个王朝,产生了众多的书家和精美绝伦的名作,楷书集前代大成并形成“尚法”的格局和特色,无论是追摹清丽婉约书风的初唐楷书,还是落脚于务实尚俗的中、晚唐楷书,也无论是温文淡雅,外柔风刚的虞体,还是险劲峭拔,平中寓奇的欧体,或流丽飞动,纤劲秀美的褚体,雄强深厚,凝重端庄的颜体,方折俊丽,瘦硬骨胜的柳体,无不在点划结构;用笔态势上,突出一个“法”字,“法”的形成,是楷书高度成熟的主要标志,也是提高民众书写的必要的条件,与唐诗在苛刻的格律中成熟和繁荣一样,唐代的书法家们寓意精湛的技术,鲜明的个性于森严的法度之中创造出多种不同风格典范之作,垒作了一座楷书的高峰。

    唐代的楷书之所以能完成由“过渡型“向”成熟型“的飞跃,而取得巨大成就,是因为唐朝乃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期,繁荣的经济,发达的文化,立碑刻石,纪功纪事风气的再度兴起,给书法艺术注入了勃勃生机;印刷书尚未盛行,大量文件、书籍全靠抄写,楷书的运用更为频繁和广泛;楷书在魏晋南北朝已有相当的发展,已经历了隋代的总结,唐太宗李世民爱好并身体力行的学习书法,而且将,《楷书遒美》作为选官吏的标准之一,极大的刺激了读书人学习书法的热情;太宗以下高宗、睿宗、玄宗、肃宗以及窦后、武后等,也都爱好书法,这些因素都对书法的发展,是一个较持久的推动。

    自宋代起,有人对唐代楷书持批评态度,如宋代的姜夔在《续书譜》中说:唐人笔下,应归人鉅,无复魏晋飘逸之气,切字之长短、大小、疏密、天然不齐,孰能一之。魏如《东》字之长,西字之短,《口》字之小,《体》字之大,《朋》字之斜,《党》字之正,《千》字之疏,《万》字之密,画多者易瘦,画少者亦肥,魏晋书法之高,良由各进字之真态,布衣私意参之耳。清代的康有为的言辞更为偏激,谓唐人书法‘专讲结构,几若算子,截鹤续凫,整齐过甚,欧、虞、诸、薛笔法虽未尽亡,然浇淳散朴,古意以淳,而颜、柳、过奏,斯来尽矣,’“若从唐人入手,则终身浅薄,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”,笔者则认为,唐代楷书却有“应规入鉅”的表现,但这不见得是缺点,正相反,这可说是唐楷的一个优点,唐代的书家在楷书中展露才情,表现自我的同时,更肩负着完善楷书为其立‘法’,使之规范化的历史重任,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歌诗,棐的剑舞并称三绝,这位立性颠逸,超绝古今,的狂草圣手,不见得就没有‘飘逸之气’吧,但是其楷书《郎官石记》写得非常工整,这是因为楷书不同于草书,是实用性极强的正统文字,在尚未有印刷的字为参照的唐代,统领书坛的领袖如欧阳旬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张旭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还得《应规入鉅》,以便使人们在书写楷书时有‘法’可依,这种《应规入鉅》是无可非议的,也是时代的需要。

    任何一种字体,都必须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,直至完全成熟的发展过程,魏晋的楷书在比较成熟的阶段,也想完全成熟的唐楷发展,这是楷书发展必然规律。故名我应当有‘法’,楷书的书写从无法,少法到有法、多法,这不仅是字体,也是艺术的一个进步,倘若唐代的楷书停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面貌,那只是能是楷书的悲剧。

    艺术之法和法律之法是两回事,唐楷之法非凝固死板之物,否则何以变幻出欧、虞、褚、薛、颜、柳种种不同的风格呢字的长短,大小、肥瘦、斜正、疏密在唐代书家的笔下,非但没有‘一之’,相反很有生动美的表现,只是变化不及魏晋南北朝显眼罢了,怎么可以说是‘几若算子’。说‘从唐入手,则终身浅薄’,那么褚遂良之学,欧阳洵、薛稷之取法褚遂良之取法褚遂良不就成了名重书史的大家了。何浅薄之有。将楷书衰落归罪于唐楷,是极不公正的。楷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景气,并非学唐楷之过,主要的原因是楷书已最终定型,字体内部缺泛变革创新的因素,印刷术的流行,大大减少了手书正楷的需要,整体划一的印刷体字瞩目皆是,势必对人们的审美观造成不良的影响;对墓碑的重视已不如先前,即使是官僚地主的墓碑也不在书刻死者的传记,只有其姓名,生死年月,寥寥数十字,不必请名家书写,楷书最为工整,不已发挥,文人学士便将兴趣转移到更适合于抒情达意的行草书上,凡此种种,决定了楷书自宋代起就步入了衰途的命运。因此,我们不能吃偏见与唐楷,盲目的舍弃‘法’,而应更好地吸取他的长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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